高度警惕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抬头。在东亚历史的长河中，日本军国主义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其根植于日本特殊的历史文化，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野蛮生长，其间甚至构筑了一个几乎囊括东亚的军国主义大帝国。自始至终，日本军国主义都是和平秩序的破坏者，文明进步的破坏者，人类道德良知的破坏者。无论是对于东亚而言，还是对于日本而言，军国主义都是一颗毒瘤。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缘起和灭亡
从1192年源赖朝就任征夷大将军，确立军人专政的幕府统治，历经室町幕府、江户幕府，延续将近700年。武家政治以武兴、以武治，信奉武力万能。长期浸淫之下，日本一些社会精英产生了一种惯性思维，这就是在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倾向于以侵略扩张的方式来解决各种棘手的难题。例如吉田松阴主张，日本失之于欧美的利益，需要以占领中国东北和朝鲜来进行补偿。这种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明治维新领导人。
在近代天皇制的统治构造中，军人具有特殊的、超越其他政治势力的权力。其一，军部（指战前日本的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军事机关，也泛指军队领导层）具有“帷幄上奏权”，可以直接面见天皇，内阁无权干预。其二，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也就是说，军部可以通过提名或拒绝提名陆海军大臣人选来左右内阁，对其形成强有力的制约。上述两点也就是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借此军部形成了内阁之外的一大政治势力。可以说，军队可以干预政府，但政府无权过问军事。其三，1893年的《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成员由现役陆海军军官担任，文官被彻底排除在外。由此，军部凌驾于政府和议会之上，从而确保了其在国家统治机构中的优越地位。
近代军国主义还借鉴、吸收了西方列强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理论。普鲁士是军国主义国家，日本对普鲁士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认为“尤可取者以普鲁士为第一”。岩仓使节团在访问德国期间，对德国的军事制度和政治体制详加考察，“其国之确立与我国有酷似之处。考究此国之政治、风俗，较之英法情况受益良多”。使节团访问期间拜会了俾斯麦。俾斯麦声称：“世界各国，虽皆声称以亲睦礼仪相交往，然此全系表面文章，实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对于这种“强权即公理”的言论，岩仓使节团成员甚为折服，奉为至理。
在向全社会渗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军国主义体制。从经济上而言，日本产业革命依靠对内残酷剥削压榨，对外侵略掠夺不断推进。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掠夺，“既成为日本工业产业革命的条件，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日本资本主义带有侵略性、掠夺性，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从教育上来说，日本政府在1879年发表《教育大旨》、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以忠于天皇为根本宗旨，以神道为国教，灌输尊崇天皇和皇室的“尊皇思想”，以及“武国思想”和“神国思想”，使军国主义教育成为军国主义体制的重要支柱。在军国主义体制之下，日本吞并琉球，侵略中国台湾、朝鲜，发动甲午战争，挑起日俄战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迅速挤入了所谓世界强国之列。日本的近代化道路，同时也是侵略扩张殖民之路。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其最高形式就是法西斯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出现了法西斯团体。民间法西斯和军队法西斯相互勾结，制造事端，宣传所谓“国家改造”“昭和维新”等，企图夺取国家政权。其最终目的，就是建立向外扩张的强大政权，建立一个世界性大帝国。1936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是军队法西斯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内讧。皇道派被镇压，统制派掌握了军部。在统制派的主导之下，日本自上而下确立了法西斯主义体制，这就是所谓的“高度国防国家”。二二六事件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是军部傀儡，唯军部马首是瞻。
正是在军部的策划之下，日本在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在1938年4月发布《国家总动员法》，在1940年9月与德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在1940年10月结成“大政翼赞会”这一法西斯组织，在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日本国内的集权化、日本对外的侵略战争、日本和法西斯阵营的联合等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法西斯短暂而疯狂的历史轨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扩张，遭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激烈抵抗，最后走向败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被迫宣布战败投降。
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与残酷
军国主义的主要标志是对外战争，对外战争的根本动力是利益。随着日本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的胜利，获得了各种非法利益，这刺激了军国主义者进一步侵略的欲望。也就是说，战争带来利益，利益要求新的战争，新的战争带来新的利益，如此循环往复。从军国主义的逻辑来看，只有征服了全世界，其侵略的步伐才可能停止下来。对于日本普通民众来说，战争带来的利益是不确定的，而战争带来的风险却是真实的。于是，军国主义巧妙地制造精神枷锁，驱使日本民众自愿地投身侵略战争。
军国主义政府不断强化所谓的“国体”教育，并由此衍生出来所谓的“八纮一宇”“大东亚圣战”等蛊惑人心的宣传口号。在强化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中，靖国神社的重要性非常突出。靖国神社是国家神道体制下的所谓“特别官币社”，归陆军省、海军省管辖。战时一名日本学者这样写道：“靖国精神，在战争时，不仅仅是只有军人才有的精神，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是任何日本人都应该坚持的日本精神。……遗属们承蒙为军国捐躯的儿子、丈夫而受到他人的莫大感谢和尊重。”在这样的宣传和蛊惑之下，旧日本军人以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为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很多日本人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心甘情愿地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为侵略扩张服务。战争后期出现的“玉碎”“神风特攻队”等，正是军国主义畸形教育下的产物。
日本的侵略战争造成了难以估计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照1937年的币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菲律宾死亡的人数有110多万人，财产损失80多亿美元。有统计测算，除日本外东亚其他国家的死亡人数超过1900万人。日本自身也遭受惨重损失。有统计认为，战争期间，其战费超过5600亿美元，动员兵力730万人，阵亡200多万人，平民死亡80万人。据日本战灾复兴院调查，因空袭而遭到破坏的城市有119座，烧毁房屋240万户，受灾人数达到880万人。据经济安定本部调查，日本人死于飞机轰炸和军舰炮击的数目多达64万人。战争期间，日军军费占到一般会计支出的一半，战争末期甚至达到了80%多，国民日常生活被严重挤压。战争后期，那些被军国主义驱赶到侵略战场的普通士兵，或者死于各种传染病、营养不良、饥饿，或者死于所谓的“特攻”、沉船等。
日本的侵略战争还制造了无数反人类、反人道的惨案，给东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构成现代社会最黑暗的一页。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遍布各地的“万人坑”、731部队的斑斑劣迹，都令人发指。在东南亚制造的诸如“巴丹死亡行军”、“死亡铁路”、马尼拉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等等，无不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恶魔本质。其中，所谓“死亡铁路”，指的是当年日军动用了61000名盟军战俘及20万东南亚国家的劳工修筑的泰缅铁路。其间，战俘的死亡率在20%，劳工的死亡率高达50%，每公里死亡人数超过250人。为促使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尽快投降，美军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当地民众伤亡惨重。但是长期以来，右翼政客把日本描绘成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却很少提及遭到核爆的历史背景，到底是谁发动了侵略战争，谁应该承担战争的责任。
日本的侵略战争打断了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遭到一次又一次破坏，许多现代化成果也毁于一旦。中国现代化的曲折艰难，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轮船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但战争期间“轮船被劫夺和炸毁的达3000艘，占战前轮船总数的77%，合计50万吨。”多少年致力于现代化的心血和成果，就这样化为乌有。东亚其他国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剥削和奴役的对象，而绝无可能实现发展和进步。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用石原莞尔的话来说，就是“以日本为工业国，以其他各国为资源国，则举东亚共存共荣之实矣。”
战后日本对军国主义清算不彻底
战败投降的日本在盟军主导下颁布了根除军国主义的“和平宪法”，1947年5月施行至今。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和平宪法”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更是确保日本不再走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老路、保持和平主义精神的根本大法。遗憾的是，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军国主义得以苟延残喘，并逐渐积蓄力量。
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日本成为冷战的桥头堡，开始重新走上军事化的道路。1950年日本组建“警察预备队”这一准军事化组织。1952年日本将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并成立海上警备队。1954年日本将保安队和海上警备队分别改称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并新建航空自卫队。与此同时，战后受到处理（即“整肃”）的大量军国主义分子，也纷纷重返社会，甚至重返政界。1950年10月，有1万名战犯、旧军人、右翼头目、特高警察和宪兵被解除“整肃”；到1951年底，在战后初期总共被“整肃”的21万多人中，有20万1507人被免于处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1952年大选，总共1200多个候选人中，刚刚被解除“整肃”的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多达329人。其中，臭名昭著的原陆军大佐辻政信当选众议员。对战后历史影响深远的，是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在1957年当选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曾任伪满洲国实业部总务厅次长、产业部次长、商工部次长，是主宰伪满洲国经济命脉的重要人物。回国后曾任商工省政务次官、商工省大臣、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政务次官。1942年在法西斯团体“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当选为众议员。1945年9月11日，因在侵略战争中作恶多端，岸信介与东条英机等人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后被关进巢鸭监狱3年。1952年4月，岸信介的“不得担任公职”的处分失效之后，立即重返政坛，并在1957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
岸信介上台之后，推动了一系列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策，日本的政治风向迅速右转。这反映了军国主义残余的不甘失败和卷土重来。岸信介因国内反对声浪被迫下台后，日本军国主义残余选择蛰伏，等待时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在此背景之下，日本社会催生出从历史经验中寻找成功因素的社会潮流，进而诱发了一种全盘肯定日本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心态，衍生出要求“重新评价”近代侵略扩张战争的错误倾向。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军国主义者复活的契机。
当代军国主义的复活趋势
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重大变局，国内的右翼保守势力蠢蠢欲动。日本二战后走上限制军事化和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正是基于“和平宪法”第9条的确立与存在。然而，这部保障日本经济崛起的“和平宪法”，却被追求“正常国家”化的右翼保守势力视为最大障碍。一方面，日本面临着长期的经济停滞和一系列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这样的困境中，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企图通过“修宪”，彻底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发展军备，摆脱经济困难，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日本认为其政治和安全话语权未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希望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以实现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制衡中国的发展，维持在东亚的优势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构军国主义的历史认识。基于所谓“自由主义史观”和所谓“修正主义史观”，将战后好不容易建立的“新历史认识”污蔑为“自虐史观”“反日史观”等，否认战时日本的侵略罪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老去或离世，关于战争历史的教育越发重要。日本教育体系长期弱化二战侵略事实的教育，年轻一代缺乏了解历史全貌的机会。日本右翼势力近年来一直尝试悄悄将军国主义思想带进中小学，以此为强军扩武政策铺路。这些行为违背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精神，误导年轻一代对历史与战争的认识，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信。一些右翼学者通过所谓“考证”和“还原”，重新阐释历史，堂而皇之地宣扬战时的错误史观。例如，许多右翼学者以“大东亚战争”称呼侵略战争，重提所谓“自卫战争”“解放战争”的欺骗口号。再如，强征“从军慰安妇”是日本在战争期间犯下的反人道罪行，但日本右翼学者却狡辩其属于妇女“自愿行为”。
第二，不断突破限制扩大军力。近年来，日本右翼政治家和媒体鼓吹打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谋求将强化军事能力重新定位为日本的国家核心目标。日本政府通过修改司法解释的方式，逐步削弱“和平宪法”的效力；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不断大幅增加军费，扩充军备；一改过去的“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部分政客操弄台湾问题，挑战中日关系底线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在核力量领域的布局与动向亦不寻常，以民用核能的发展掩盖其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及潜力这一战略目标，并且不断寻找机会试图突破“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安倍晋三内阁时期积极推动“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2007年1月，在安倍的强力主导下，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2014年4月，安倍政权废除了延续40多年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了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武器及其技术的出口从原则上禁止变为原则上放行。2015年9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所谓的“安保法案”，它将使得日本获得更为宽松的军事活动环境。
第三，以战争相威胁，试图按照自身利益和意愿塑造东亚格局。日本近些年插手台海，动作不断。2024年2月，日美“利刃-2024”联合演习，设定“解放军武统台湾并攻击驻日美军佐世保基地”的场面，将台海局势直接定义为威胁日本“存立危机事态”，并明确写入“应美方要求攻击台湾海峡解放军两栖舰队”的行动条款。高市早苗在11月7日的国会答辩上，公然声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将台湾的相关事务关联日本的“生死存亡”，以军事威胁干涉中国内政。高市是典型的右翼政客，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认识上美化侵略、反对“村山谈话”。其背后的右翼保守势力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动的背景下，借助新世纪以来的右倾化思潮，不断侵蚀、蚕食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民众基础，不断强化军国主义的话语权。在台湾问题上，必须对日本军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历史，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无法抹去，侵略历史更不容翻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言行，任何姑息纵容只会让军国主义幽灵复活，把亚洲人民再次置于危险境地。各国有责任，也有义务携起手来，阻击任何复辟军国主义的图谋，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共同确保世界和平稳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作者: 张跃斌 徐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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